【语言概说】文字狱·语言文字背后的政治暴力

语言概说·文字狱·语言文字背后的政治暴力

晚唐诗人章碣有一首题为 《焚书坑》的七绝：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抨击的是秦始皇的暴政：这位始皇帝本想通过焚书坑儒残酷镇压读书人，以使他的家天下传之千秋万代，没想到，焚书坑儒的火灰尚未冷尽，天下已经大乱，最后率兵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却是不读书的主儿！
据史书记载：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为施行文化专制，强固中央集权，于公元前213年借口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它文化典籍是散布自由思想、“道古以害今”的原凶，全部予以焚毁。继而，为封堵民间的自由言论，又以侯生、卢生等少数人诽谤皇权之由，罗织罪名，坑杀了数以百计“诵法孔子”、“不遵秦律”的儒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是是非非至今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不少人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不过，秦始皇是中国文字狱的始作俑者则是无须争议的。所谓“文字狱”，就是以文人著述中的言论甚至是只言片语来定罪的案件。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往往抓住文人诗文中“疑似影响之词”，采用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罗织罪状，大开杀戒，株连九族，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字狱频频发生的根源。
从秦始皇开始，文字狱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读书人的头上。不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在诗文中表现了“图谋不轨”的文人才会遭到皇帝的杀戮，其实，只要你写的东西不合“天子”的心意，就算是曲意奉迎，“好心好意”地拍马屁，一诗一文也可能引来灭门之灾。这种因“文字狱”滥杀斯文的悲剧从秦始皇开始，而在明清两代尤为惨烈。
明代的文字狱由开国皇帝朱元璋首开杀戒。朱某出身卑贱，早先因家贫当过和尚，当年从军又被人称之为“贼”。这段经历成了他的“心病”，因此，他十分忌讳“僧”、“贼”这类词语，哪怕声音相近也会犯了他的大忌而召来大祸。
浙江某府学教授林元亮因为提薪，感恩戴德，于是写了一篇《谢增俸表》，本想拍拍朱皇帝的马屁，讨个吉利，没料到，朱大皇帝认为林文中“作则垂宪”的“则”与“贼”音相似，是故意讽刺自己，于是龙颜大怒，迅即将之送上断头台。林元亮并不是惟一的冤死鬼，仅仅因为诗文有个“则”字而犯忌被杀的还有杭州教授徐一夔、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桂林府学训导蒋质、澧州学正孟清等。一串名单，数缕冤魂，多少血泪！
因其它犯忌被杀的还有不少。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写了一篇《正旦贺表》为朱元璋歌功颂德，摇尾乞怜的用意十分明显，但因其中“睿性生知”句中“生”与“僧”读音相近，被朱元璋疑为暗讽自己，结果惨遭捕杀。有一次，江西丰城僧人来复进京建法会，受到朱皇帝赐膳后，诗兴大发，当即呈上一首谢恩诗。哪知朱皇帝不看全诗，而是鸡蛋里挑骨头，以诗中的个别字句大做文章。朱元璋说：“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于是“赐膳”变成“赐死”，拍马屁引来死于非命。
朱皇帝不仅心胸狭窄，猜忌心重，杀人的名目千奇百怪，而且出手十分凶残。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寺庙墙上写有一首咏布袋佛的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他疑心此诗是指责自己，于是将寺中僧人斩尽杀绝。著名诗人高启写有《宫女图》一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圆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又以为他是讽刺自己，后来找个借口将他杀掉。御史张尚礼写有一首宫怨诗：“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朱元璋竟然“以其能摹图宫阃心事”，遂“下蚕室死”。佥事陈养浩有诗叹道：“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仅仅因为这两句“伤时”之诗，朱元璋就派人将他投入水中，活活溺死。曾为礼部尚书的陶凯，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看着不顺眼，说他“自去爵禄之名，怪称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贱也”，不久就找了一个借口将他杀了。
在文字狱的铁蹄下，读书人（其实何止读书人！）的性命就是如此贱如蝼蚁。
清朝的文字狱的残暴与明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几年来，在电视上大大地火了一把的康熙、雍正、乾隆诸“大帝”都是大兴文字狱的屠夫。
就在康熙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鑨，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还使用南明的年号。这时候，庄廷鑨已死去，朝廷下令，将庄廷鑨开棺戳尸，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以至当地的官吏，被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件，一共株连到七十多人。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于是康熙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共有三百多人遭殃。
雍正帝更是一个残暴成性且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后来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想办法怎么去推翻清王朝。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立了战功，受到雍正皇帝重用。曾静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没想到岳钟琪利用奸计从张熙口中套出实情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人是“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但却将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信奉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上面的例子还算与“谋反”有关，另外还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草菅人命。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ｂ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摆出了一副宽大为怀的姿态。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乾隆皇帝露出了封建帝王狰狞的真实面目。
事情经过大略是这样的：
孙嘉淦为当朝的一位名臣，曾先后在康、雍、乾三朝为官，历任侍郎、尚书、督抚，最高官职为协办大学士。孙为官期间，以正直能干、敢于直言闻名，晚年在官民中有相当高的声望。乾隆十六年前后，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伪托孙嘉淦名义的奏稿，主要内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及朝廷权贵重臣进行尖锐的抨击和无情的弹劾，特别是指斥乾隆南巡和冤杀名将张广泗的罪责，内容骇人听闻。
乾隆十六年六月，云贵总督硕色首先将发现的伪奏稿密报乾隆皇帝，并将传抄的伪稿一同呈皇上。
乾隆皇帝闻奏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语，纯系大逆恶徒狂悖之举。但又不想公开追查此种直接把矛头对准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责言辞，此外还因伪奏稿在其它处尚未发现，故追查也没必要全面铺开，遂责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督抚秘密缉访。
此时，各省表面似乎平静如水，但在各督抚的部署下正暗地紧锣密鼓地进行查访活动。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的情形，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对乾隆皇帝触动很大。前者说明，虽然王肇基与伪稿无关，但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故八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指斥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在乾隆皇帝的督责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不少传抄伪稿甚至在上面加注批语的情况。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皇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入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的人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乾隆十七年初，在已有的各条线索中，有几条重要线索似乎很有价值，乾隆皇帝指令要严加追究。但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后又大呼冤枉，使案情纷繁和复杂起来。办案人员甚为头痛，乾隆皇帝更是着急。六月二十九日，乾隆再命军机大臣将历次奏报各案逐一分析查奏，列出已有线索的清单，分别寄发各省，按清单所开各案，迅速查办。
六月份之后，各省遵照乾隆皇帝的指示，根据开具的清单；继续追查。其中江西巡抚鄂昌等查出的该省道员施廷翰之子施亦度涉案的线索，此线索立即成为当时追查的热点。乾隆皇帝命鄂昌、尹继善带同承审官赴京与舒赫德、刘统勋同审此案。为此上下反复折腾了一番，最终又没有了结果。
十月十九日，乾隆皇帝以各省办理伪稿不善，再次通饬各督抚。乾隆深知，此案进展缓慢，与各省督抚互相推诿有很大关系，而承办人员怕担当责任，往往将案情向他省引发，致使隔省隔属，辗转往复，拖延了时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下令将他认为追查不力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西巡抚鄂昌等解任侯旨，并宣称他省督抚有似此者均照此办理。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皇帝迁怒于督抚雇员。因事涉封疆大吏，曾有一些朝臣企图劝谏，但结果不是被革职，就是遭痛责。于是无人再敢劝阻。就在此时，军机大臣在京审出伪稿的又一重要线索。乾隆皇帝以为此案似乎有了头绪，根源似乎就要找到，但事情偏不象乾隆皇帝所想象的那样，审到后来，案情又横生枝节，再次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兴师动众大张旗鼓追查此案，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员。在乾隆皇帝看来，虽然伪稿查不出真正的捏造者，但经过这一番清查，对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及不满情绪，已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摄作用，故开始考虑如何收场。最后是找了两个替罪羊匆匆结案。“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思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从伪孙嘉淦疏稿案开始，乾隆皇帝又挥起“文字狱”的狼牙大棒，对犯事者大加杀伐。尤其是到了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乾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130余起，涉案者难计其数。乾隆一朝所兴的文字狱，比全中国其它皇帝搞的文字狱的总和还多！

封建帝王大兴文字狱，既与封建帝王的本性有关，也与语言文字的本质有关。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封建帝王出于一己之私，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保护他的“家天下”，甚至梦想传之万代，一旦语言文字传播的思想影响到封建专制的统治，哪怕仅仅是怀疑，那些独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帝王当然要为维护其统治而大开杀戒了。这就是“文字狱”在中国一再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只有到了彻底铲除封建专制的土壤，肃清封建专制的余毒那天，文字狱的阴魂才会散尽。
近些年来，中国的影视界掀起了一股百般美化历代封建帝王的狂潮。某些人用尽办法为专制帝王涂脂抹粉，大唱赞歌。出现在屏幕上的皇帝老儿要么是雄才大略、护国安邦的盖世英雄，要么是体察民情、温文儒雅的爱民天子，剧作者甚至恨不得让他们“再活五百年”。那个以残暴和愚民闻名于世的秦始皇也成了一统江山为黎民的“英雄”。说实话，真担心这样的东西看多了，如今的中国人会误以为那些“大帝”真是太好了，那种“山呼万岁”的时代真是太好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真是太有福了！
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悲剧!
那些在民主革命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灵将在九泉之下悲泣!

附录资料
［阅读欣赏］
●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墨子·非命下》）
[评介：墨子是个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人。他主张“兼爱”（广泛地爱护人），宣传“非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他对文章言谈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动笔开口要有利于国家、地方、人民和行政管理。这种要求别人未必能做得到，但对他来说却是其心可鉴。]
●言者，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周易·系辞上》）
[评介：古人认为君子一言既出，是要惊天动地的，既然如此，能够不慎重吗？当然，在关键场合，是确乎如此的。]
●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论语·子张》）
[评介：这里的“知”实际上是“智”。一个人只要开口说话，别人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信口开河的人是蠢人。所以“言不可不慎也”。]
●“语言者性命之所属，而形骸之所系也。言出祸入，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言出不可复追。”“昔智伯失言于水灌，韩魏蹑其肘足；魏武漏语于英雄，玄德遗其匕筋。是以头为秽器，师驰徐州，地分三晋，土割岷蜀，亡败长衅，为天下笑，不慎言也。” （梁·刘勰《文心雕龙》）
[评介：在以言获罪的时代，一句话不合就有可能丢脑袋。现在没那么严重了，但该说的话要说，不该说的话不要说，这种慎言还是必须的。]
●广义的文字狱可分三类：一是以直言贾祸的“披逆鳞”言行，多为忧时伤国的志士仁人拂逆暴君庸主、为民请命的光明正大之言，今人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历史上的如王子比干、伍子胥、屈原、海瑞、方孝孺以及汉的“清流”、明之“东林”这样的士人团体。第二种是借助诗文等形式委婉讽谏、舒泄愤懑、聊寄情怀的作品，被小人借题发挥，罗织罪名而遭殃的，此为标准的狭义文字狱。《鹤林玉露·诗祸》认为是“小人擿（tì，挑）抉君子之诗文以为罪。”并说，“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杨子幼即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惹祸的作品是《报孙会宗书》。《容斋四笔》卷十三《汉人坐语言获罪》认为杨恽之书“初无甚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诌谀。可谓穿凿。……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此种情况是触动了帝王的禁忌。第三种情况是利用汉语音义特点歪讲曲解、指鹿为马、捕风捉影的附会陷害，有如修辞双关以及相声联想的思维跳跃。以今人看完全是一些言语笑话，但却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悲剧。
狭义的文字狱应为第二种与第三种，它与语言歧义与谐音相关，其中第三种又盛行于明清两代及当代“文革”。　　（师为公《趣味语文》6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评介：文字狱应当寿终正寝，也必须寿终正寝。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也是民主社会的标志和文明社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