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春的一天，一位母亲带着自己8岁的儿子，找到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杨晓玲医生：“他可能是天才。”做母亲的说这话时眼里有一丝期待。
“有一天，我和他爸爸闲聊，说哪天该发工资了。他在旁边听到了，立即插话说：‘那天是星期四。’我们一看日历，果然是星期四，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却说不出来。”孩子的母亲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我们便接着考他，看着日历问他某月某日星期几，他竟能对答如流，您说这奇不奇?”
果然很奇。杨晓玲问：“他平时常看日历吗?”
“从没见他看过。”年轻的母亲说。
杨晓玲拿出一张年历卡，现场测试。果然如孩子的母亲所说，杨晓玲报出一个日期，孩子立即说出那个日子是星期几。而相对应的，孩子的文字能力极差，他甚至不能完成简单的造句。
杨晓玲不能不感到困惑。当时中国的医生还没有听说过“白痴学者”的概念，这位男孩子作为一例特殊病人被记录在案。
两年之后，也就是1980年，杨晓玲医生对这个男孩进行了一次家访，男孩在计算上表现出的超常能力引起了她的高度注意。
那时中国大陆市场已经有了那种可以拿在手掌上的小型计算器，杨晓玲拿着那样的计算器对男孩进行了一系列程度越来越深的计算测验。
杨晓玲吃惊地发现，每次当她报题目的话音刚落，男孩的答案就已经脱口而出了。他仿佛不是在用头脑计算，也不是按着那些速算教材上指导的方法进行快速演算，而完全是条件反射似的，似乎那些答案早已经在他头脑里了，而那多位数的复杂演算题不过是提示他取出自己口袋里早已准备好的某件物品而已。而杨晓玲手中的计算器还要比男孩的计算慢上半秒钟。
不要忘了，这只是一个年仅10岁、正读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一直跟姥姥在一起生活，这位老太太无意中发现了外孙的另一个非凡之处，他竟然对北京各条马路、每条胡同如数家珍，能够清楚地说出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应该坐几路车，再换几路车，即使中间要换三四次车，他也能清晰地报出来。而他只去过北京城很少的地方。杨晓玲对男孩这项新发现的功能做了测验，她随便报出两个地点，男孩立即清楚地告诉她应该怎么走，坐什么车。即使杨晓玲选择了最偏僻的胡同，男孩仍然能立即反应过来，仿佛他的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不，仿佛他自己就是一张活地图、一部道路查询电脑。
对男孩的最后一次回访是在他21岁的时候，那时，包括杨晓玲在内的医生们对于孤独症儿童、白痴学者都已经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而北医大的智商测验设备和水平也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曾经在8岁时接受过智商测验的这个男孩在他21岁这年再次被检验了智商，这次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73。73属于正常人的下限水平。
其他的医生也在发现着新的病例。
首页 
